著名思想理論家李洪林于昨晚病逝，享年91歲。他歷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副局長、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等職，撰寫的《讀書無禁區》、《科學和迷信》、《我們堅持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等文章傳誦一時，為中國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做出重要的理論貢獻。他的座右銘是“宜觀星辰辨南北，勿隨螢火逐東西”，謹以此文略表哀悼和紀念！

201 年12月28日，在思想中國的新年聯歡會上，在喧鬧的歡笑聲中，一個清癯的老者，安靜地坐在主桌上，桌牌上三個黑體大字：李洪林。

李洪林！聯歡會上嘉賓云集，但卻只有這三個字擊中了我。

他的《讀書無禁區》，他的《四種主義在中國》，迅速地閃過了我的腦海。我沒想到，他老人家這么大年紀也來了。

我在后面默默看著他陌生而蒼老的背影。在我成長的路上，他的文字曾經深深地影響了我。

我年輕的時候，李洪林先生是鼎鼎大名的學者，這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他的一些文字。

我當時是人民大學哲學系的學生，課本以馬列主義為基礎。不過，彼時的大學學習，都鼓勵學生廣泛閱讀，哲學系的年輕學生，除了指定的馬列原著選讀，通常會有更廣泛的閱讀，以尋找更好的人生指引和分析框架。1980年代，也正好是文革之后西方思潮傳入中國的第一個高潮，當時的人，除了向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比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尋找人道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來區分僵化的教條為現實改革服務外，更多的現代西方哲學心理學著作成了閱讀的時尚。

李洪林的文字屬于另外一種，是建立在個人思考基礎上對歷史和現實的一種省思，按照今天的認識，其實還是一種比較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即唯物史觀。

彼時的我還沒有學會學習的方法，讀書總是逮著什么讀什么，毫無章法邏輯。但即便如此，我偶然撞到李洪林先生的那些文字和圖書，卻像閃電劃破暗黑的天空，于我有一種開蒙的意義，豐富了我的世界。

在那個火紅的年代，他的兩個作品于我影響最大。

一是《讀書無禁區》。這篇文章刊發在《讀書》雜志創刊號上。

李洪林先生在文章中詰問：“人民有沒有讀書的自由？”

李先生在文章中說：“我們并沒有制定過限制人民讀書自由的法律。相反，我們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有從事文化活動的自由。”

李先生反對由“諸葛亮”來替人民做決定，應該讀什么不應該讀什么。

李先生批評說：“把‘禁書’作為一項政策，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封建主義利于人民愚昧。群眾愈沒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從長官意志。所以封建統治者都要實行文化專制主義，要開列一大堆‘禁書’書目。”

他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對于反面的東西，“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

當然，今天重讀《讀書無禁區》，依然振聾發聵，因為那些“為民做主”的聰明人，那些慈祥的父愛主義者并未遠離我們的生活現實，還竭力要為我們當家作主。

不過，此文有一個重要的點，過去常被輕忽，李先生在文章中說：“粉碎‘四人幫’之后，中國共產黨已經決心領導中國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類已經獲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為自己的起點……”

直到幾年前，我們這個社會才重提要共享人類文明的成果，落實還有待觀察，這一圈兜得實在太遠了。

我最初讀到此文時，是在圖書館。多年以后，我最終找到了刊發這篇文章的雜志，如今它與我收藏的其他許多本《讀書》一起，安靜地躺在書房的一個角落里。

1988年，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達到高潮，李洪林先生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四種主義在中國》，我當時就購買閱讀了。

李先生分析當時的中國社會，形容說，“如果說中國是個大舞臺的話，那么，在這個舞臺上可以看到：已經過去的封建主義、不曾經歷過的資本主義，正在建設的社會主義，作為遠景的共產主義，都在來回走動”。

我后來跟朋友們討論分析中國社會，常借助于李先生這本書的分析框架，比如說在中國這條高速公路上，既有小臥車，也有解放牌卡車，還有公交車，甚至自行車驢車都在上面跑，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的復雜性，另一方面也是混亂不堪無章法的寫照。

近年來我國重大公眾信息泄露事件 恰恰是混亂不堪無章法的治理手法，最終導致復雜的問題不僅沒有能夠解決減輕，甚至交雜了更加復雜的因素。

這么多年過去了，與過去相比，不僅有傳統的四種主義，更有它們可怕的雜交變異的后代們，它們中最壞的一面常常最容易媾合，而成為牢不可破的神圣利益同盟，深深地加害著中國社會，讓我們普通人難有正常的生活。

可惜了李洪林先生的如炬目光，即如他個人的命運。

如今《四種主義在中國》這本書，安靜地躺在我的書架上，我也已很少翻動，或許蒙上了灰塵。但無論如何，在當年，李先生的文字，就像那普羅米修斯從天上偷盜到人間的火，照亮了我的前路，直到今天，回味起來，依然內心涌動。

看著他的背影，我不敢前去打攪，只是默默向老人遙致敬意。

（：鄭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