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高地，一方面來展示時代性的文化狀況，另一方面，則是要對時代性的文化現象與文化問題非常及時地予以關注與思考，從而引領文化潮流與文化走向，我個人以為，大型文化季刊《大昆侖》就有這樣的氣魄，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文化高地。

海納百川的文化胸懷

人類歷史上的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化高地，一方面來展示時代性的文化狀況，另一方面，則是要對時代性的文化現象與文化問題非常及時地予以關注與思考，從而引領文化潮流與文化走向，我個人以為，大型文化季刊《大昆侖》就有這樣的氣魄，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文化高地。

《大昆侖》先是由青海民族文化促進會，后又由其與中共青海省海西州委宣傳部共同主辦，它的最為突出的文化品格，就是具有海納百川的文化胸懷，這樣的品格，無疑體現了主辦者宏偉高遠的文化追求。二0一一年《大昆侖》“創刊號”的《創刊詞》中曾經有一段這樣的話——

“王母西巡，大禹治水，是神話也是歷史；星空深邃，土地寬厚，引發我們對文化的陶醉和對終極的追求。

為了追尋文化理想，為了捍衛生命尊嚴，為了生息在這塊高原大陸上的父老鄉親，我們有理由也有繼往開來，續寫新的文明！

——懷著這樣的抱負和擔當，《大昆侖》問世了！

《大昆侖》是一份大型綜合性文化刊物。本刊立足青海，面向全國，高揚創新與超越的旗幟，著力打造具有個性特點的昆侖文化品牌。對生命的尊重，對信仰的敬畏，對家園的依戀，對彼岸的向往，這是本刊立基之根本；民族文化，人文情懷，時代精神，世界眼光，這是本刊堅守的理念。”

從這幾年的辦刊實踐來看，《大昆侖》的上述宗旨與追求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實現。《大昆侖》設有“昆侖特稿”、“昆侖星空”、“昆侖論壇”、“昆侖論劍”、“昆侖文化”、“昆侖文學”、“昆侖藝術”、“昆侖映像”、“昆侖聚焦”、“昆侖生態”、“昆侖廣角”和“昆侖海西”等十多個欄目，舉凡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等諸多門類的重要成果及相關資訊俱皆納入，以其欄目之豐富、視野之開闊、作品之宏豐，在我個人有限的閱讀視野中，實乃僅見。

一般都以為，《大昆侖》中最引人關注的內容就是詩歌，這也是它區別于其他綜合性文化刊物的重要特點。我以為形成這一特點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青海湖國際詩歌節自二00七年創辦以來，青海已經很快成了當代中國乃至于整個世界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詩歌高地”，與此相應，青海自然需要一份刊物來反映這一高地上的詩歌實踐，匹配與體現這一高地的詩歌精神，因此《大昆侖》中一些“主打性”的詩歌欄目對于詩歌的突出關注，實際上就不僅是“應運而生”，而且還是它相對于其他文化文學類刊物的明顯優勢；另一方面，我們的詩歌也需要一份這樣的期刊來體現自身。目前，我們國內詩歌發表的主要方式在種種個人詩集、詩選和流布有限的民間詩刊之外，要么是發表于專業性的詩歌刊物，要么是在綜合性的文學刊物中擠占有非常有限的一席之地，前者的影響往往局限于詩歌界內部，后者的影響雖然會擴展到稍廣一些的文學界，但是力度又非常有限，《大昆侖》以綜合性文化刊物的身份強有力地關注詩歌，每期都給詩歌以很大篇幅，便很有力地將詩歌的影響擴展到了更加廣闊的文化界。在人類豐富廣闊的文化實踐中，詩歌自然只是其中的一個類型，但是它的心靈屬性又決定了它往往代表了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所達到的精神高度和所具有的精神的豐富性，《大昆侖》不捐細流，注重詩歌，既體現了它的廣闊胸懷，又說明了它所具有的力圖體現我們這個時代精神高度和精神成就的氣魄與追求。

詩歌之外，《大昆侖》對思想文化、視覺藝術和散文隨筆、文學批評、文學翻譯等其他文學實踐的關注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思想文化方面，我們這個時代很多非常急迫的重要問題，《大昆侖》都有深入的討論，這方面的文章，比如吉狄馬加《魯迅與我們這個時代》、丁學良《辛亥革命的歷史任務》、劉士林《純粹理性批判與中國文化啟蒙》、何休《“21世紀新啟蒙運動”宣言》、《啟蒙運動的歷史和現實的雙重任務》、謝有順《大學人文教育的憂思》、《中國文化的當下處境》、何言宏《批評的墮落與危機》、張光芒《“人心文化”的異化與畸變》、史仲文《語言腐敗的本質乃是一種權力謊言》等等，僅從文章的標題，我們就能看出所論問題的重要性與急迫性，也能體會出主辦者的精神關切；視覺藝術方面，像高鑫《技術·藝術和美》、海桀《影視發展需要文學的精神和心靈的力量》、杰里米·愛德華《用紀錄片傳播和反映時代性的聲音》、吳震寰《我的創作觀及“中國油畫”思考》、路文彬《悲劇與苦戲》、陳旭光《潮涌與蛻變：中國憂思電影三十年》、朱其《傳統主義的自覺：二十世紀中國的抽象藝術》和何曉兵《音樂電視簡史》等文章，涉及到了影視藝術、繪畫藝術、雕塑藝術等視覺藝術的諸多門類和相關的理論問題；至于詩歌之外的文學實踐，除了發表了張承志、塞壬和閭丘露薇等人的散文隨筆，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和文學翻譯界的諸多著名學者、批評家和翻譯家，都曾在該刊發表力作。我們發現，作為一個地處西北的文化高地，《大昆侖》居然聚集了我國思想文化界和文學藝術界的一大批名家，他們活躍于各自不同的專業領域，文學創作風格各異，學術觀點也多不同，但都能在這樣的高地上自由揮灑，充分說明了這一高地的巨大魅力與博大胸懷。

融入世界的昆侖詩群

前面我說過，目前的青海已經成了當代中國乃至于整個世界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詩歌高地，這個高地，除了兩年一度地主辦有青海湖國際詩歌節這樣一個詩歌盛典，還使我們意識到，在當代中國的詩歌版圖中，還存在著一個重要的詩群——“昆侖詩群”，對于這一詩群的基本陣容和代表性詩人，《大昆侖》其實都有充分的介紹。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大昆侖》以自己的辦刊實踐，實際上已經初步建構和突顯了這樣的詩群。

一九八0年代的詩歌界，曾經有過“西部詩歌”或“新邊塞詩”這樣的提法，當時的楊牧、周濤、章德益、昌耀、林染和馬麗華等人，往往被作為其中的代表。但這兩個概念在后來的詩歌史研究和詩歌批評中，逐漸喪失了闡釋的活力和有效性，特別是，人們對于相關地域一九九0年代以后詩歌創作的關注與討論，已經很少沿用這樣的概念。作為詩歌史存在，上述詩人在一九八0年代的詩歌創作和他們的影響，我們自然不應該忽略。但在他們以后，青藏高原和整個中國西北部的詩歌創作和詩歌活動依然很活躍，在這片遼闊的疆土上，出現了很多相當杰出的詩人，如何看待他們的創作，又如何在自然地理、文化傳統、精神風貌、詩學特征和文學史、詩歌史的多維坐標和系統中來較為全面和精準地進一步把握，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課題，這里，我先嘗試性地提出一個“昆侖詩群”的概念，以彌補學術界在此方面的失語狀態，供大家討論。

我所說的昆侖詩群，主要是指昆侖山脈所橫貫與輻射的廣闊疆域中在精神和美學上具有“昆侖精神”的詩歌群體。這一群體，并不一定是嚴格意義上的“詩歌流派”，但卻具有共同的“昆侖精神”，是一個精神和美學意義上的“詩歌共同體”。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將“昆侖詩群”分為狹義和廣義的兩個方面。

狹義的“昆侖詩群”，由昆侖山脈所橫貫與輻射的廣闊疆域中西藏、新疆、青海等地的詩人所組成，昌耀、吉狄馬加、阿爾丁夫·翼人和沈葦等，都是此一詩群的主要代表，《大昆侖》雜志不僅刊發有他們的大量作品，還曾經為其中的吉狄馬加、沈葦等人開辟過專欄，集中反映了他們的詩歌道路、創作實績和學術界對他們的充分關注與切實研討，為我們對“昆侖詩群”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多重要資料和學術參考。在這個詩群中，吉狄馬加雖為彝人，出生于中國西南部的大涼山地區，但是他的詩歌理念和他的精神文化性格仿佛都很天然地契合于昆侖，昆侖精神與昆侖文化中大氣磅礴、崇高偉岸和包容眾美的特點，在他的詩作中有很突出的體現。在吉狄馬加的大量詩作中，雖然回蕩著“我——是——彝——人”（吉狄馬加：《自畫像》）這樣響亮的聲音，體現出他對彝族身份的堅定認同，他的很多詩作的題材、意象與文化內涵，往往也都有強烈的彝人色彩。但我一直以為，理解吉狄馬加的最佳方式，在將其作為彝族詩人或民族詩人重要代表的同時，一定要超越于此，將其作為超民族的詩人、人類的詩人和世界的詩人，吉狄馬加相契于昆侖，實際上也是在這樣更加高遠的層面；而撒拉族詩人阿爾丁夫·翼人一直生長和工作于青海，屬于典型的“昆侖文化之子”，在他的詩歌中，荒古神秘的山河、土地等青藏高原和《古蘭經》、清真寺、先民陵墓、遷徙史、民族生存發展史、民族生活等昆侖文化方面的有關內容多有書寫，他無疑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民族詩人，但是在另一方面，阿爾丁夫·翼人同時也超越了民族身份，深切表現和追問著生命、死亡、信仰和存在等終極性問題，力圖做一個人類性的詩人和世界性詩人。非常明顯，“昆侖詩群”雖有疆域，但這個疆域由于其崇高峻拔、博大沉雄，復又對我們人類的生存和我們的文化具有始源性意義，所以他們一方面具有很強烈的地域性與民族性，另一方面，卻又超越于此，很自然地使自己的寫作進入了更加闊大高遠的境界，從而進一步融入了人類與世界。

吉狄馬加、阿爾丁夫·翼人和他們的前輩詩人昌耀等人對于世界詩歌的自覺融入和有效參與，促使形成了一個廣泛意義上的“昆侖詩群”，這個詩群規模浩大、人數甚廣，遍布于全國乃至世界。昆侖精神與昆侖文化終于在青海形成了一個詩歌高地，召喚或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以至于全世界的詩人。這個意義上的“昆侖詩群”，既有為昆侖山脈的荒城、草原、湖泊與星空所迷戀與吸引并且各自寫出了中國新詩史上經典詩篇的楊煉、海子和西川等人，也有更多的兩年一度來到青海，參加青海湖國際詩歌節的眾多詩人。胡安·赫爾曼、托馬斯·溫茨洛瓦、阿多尼斯和西蒙·歐迪斯，這幾位榮獲“金藏羚羊國際詩歌獎”的著名詩人，便是他們的杰出代表。目前，青海湖國際詩歌節已經成功舉辦四屆，不僅成了青海，同時也成了中國影響世界的文化品牌，是當今世界以詩歌作為主要內容進行文化對話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正是通過這個平臺，昆侖精神與昆侖文化有效輻射，影響了世界，注入了世界各地的詩人們的精神與心靈。他們因此寫出的關于青海、關于昆侖的眾多詩篇，便是最好的見證。《大昆侖》自創刊號起，就非常注重發表這樣的詩篇，不僅有力地證明了“昆侖詩群”的世界性格局，還證明了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昆侖詩群”的形成與拓展，已經成了一種世界性的詩歌現象與文化現象。

昆侖文化的研究與展示

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巍巍昆侖雄渾蒼莽，如橫空出世，西起自帕米爾高原，劃界于疆、藏之后，浩蕩東去，入青海，成主峰，在以三分之二的主體面積橫亙于青海后，再入川，接秦嶺，不僅在地理架構上被稱為是“亞洲脊柱”，文化上還被稱為是中華民族的“萬山之祖”和“龍祖之脈”，具有巨大的精神文化內涵。自創刊時起，《大昆侖》便在“青海有著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而昆侖文化則是中華文化的根脈”這樣一個認識基礎上，以“立足青海”，弘揚“民族文化”（《大昆侖》“發刊詞”）作為基本宗旨和重要關切，對于昆侖文化的研究與展示，便也成了該刊很有特色的內容。

關于昆侖文化，中共海西州委宣傳部長牛軍同志曾經有一個權威性的說法，他說：“從文化源頭上看，所謂昆侖文化就是昆侖神話。從區域文化看，昆侖文化就是以昆侖山為標志的青海高原各民族文化。既包括歷史文化，也包括現當代文化；既包括各類精英文化，也包括各民族民間文化”（牛軍：《打造以昆侖文化為標志的柴達木多元文化》，《大昆侖》二0一三年“春季卷”）。這樣的概括，很能夠幫助我們從不同層面來分析和把握博大精深、歷史悠久，而又生生不息地在當下富有活力的昆侖文化，《大昆侖》對昆侖文化的展示與研究，也在客觀上體現了這樣的思路。

首先，從對昆侖文化的展示來看，《大昆侖》從創刊號開始，就在“昆侖文學”、“昆侖藝術”、“昆侖生態”、“昆侖家園”和“昆侖海西”等欄目中先后刊發了任珊珊的《神湖之源，炫動心靈的震撼》、李向寧、葛文榮的《藏地秘境高天厚土》、尹漢胤的《天湖人家》、《樹人如玉》、梅朵吉的《記憶深處那美麗的海晏》等散文隨筆和馬萬國的繪畫作品《情系昆侖》、索南東智的攝影作品《大美不言，美哉青海》、《大美青海·天峻系列》，生動書寫和展示了昆侖世界的文化與生存，其中我以為最有意義的，是《大昆侖》二0一二年特刊的下卷所發表的李向寧和葛文榮的長篇散文《藏地秘境高天厚土》，這篇散文對雪域高原的自然人文比如三江源的壯闊與神秘和以風馬旗、鍋莊舞、唐卡藝術及偉大史詩《格薩爾王傳》等為代表的昆侖文化的飽含 與深思的豐富書寫，無疑是“文化散文”的重要收獲。

《大昆侖》二0一三年“春季卷”在“昆侖特稿”和“昆侖海西”兩個欄目中，特別發表了青海省副省長、中共海西州委書記辛國斌和中共海西州委宣傳部長牛軍的分別題為《繁榮發展海西特色文化加快推進昆侖文化建設》和《打造以昆侖文化為標志的柴達木多元文化》的兩篇文章，從這兩篇文章中，我們不僅看到了昆侖文化的現實成就與當下活力，還能感受到我們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源頭所在地青海海西復興與打造昆侖文化的宏偉構想，讓我們對昆侖文化的未來充滿信心。

而從對昆侖文化的研究來看，《大昆侖》所發表的趙宗福《昆侖神話與昆侖文化》、李曉偉《“昆侖”解謎》和三木才的《昆侖山的歷史淵源》等文章，則以較強的學理性來研究昆侖文化，頗具深度與價值。特別是趙宗福的文章，通過對昆侖神話歷史起源的追溯，明確界定昆侖神話，考證西王母傳說，在描述神話昆侖山基本風貌、搜求歷史文獻與昆侖文化遺跡的基礎上，不僅提出了自己關于昆侖文化的科學認識，認為昆侖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神圣”、“神奇”與“神秘”，還進一步指出：“縱觀歷史與現實，惟有昆侖山堪稱是青海的標志性形象，因此也就可以用昆侖文化來代表整個青海文化”。鑒于昆侖文化對于中華文明與中華文化的始源性和象征性意義，在我們期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某種意義上，真的應該矚望于昆侖文化，特別是同時也在“建設”與“打造”進程中的昆侖文化，于此，作為一個文化高地，《大昆侖》確實肩負著崇高、偉大而又無比艱巨的文化使命！

（注：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何言宏）

（：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