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科學家賀建奎試驗成功基因嬰兒的消息，猶如一顆強烈的震撼彈，在社會上引爆了軒然 。對于此事件，國內外輿論幾乎是一片質疑之聲。122位科學家更是罕見地集體發聲，予以強烈譴責。國家衛健委、科技部、中國科協等三部門亦明確表示，該事件性質極其惡劣，嚴重損害了中國科技界的形象和利益，已要求有關單位暫停相關人員的科研活動，對違法違規行為堅決予以查處。

近幾年，許多國家開展了基因技術的探索，這項科學研究對于促進生命科學研究和維護人類健康，無疑具有極大的價值。但目前，這一遺傳干預技術仍存在許多未知風險，一旦使用不當，勢必對人類安全和社會倫理造成巨大沖擊。正因此，各國法律均對這一技術的使用作出了嚴格限制。全球的共識是，基因技術 不得用于妊娠 。我國200 年發布的《人胚胎干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亦明確規定，人體胚胎實施基因僅限體外進行，且 體外培養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開始不得超過14天 。而賀建奎的試驗，直接將經過基因的受精卵植入子宮，誕生了兩名嬰兒，此舉嚴重違背了倫理準則和現行規范，無異于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科技當然應該允許探索，鼓勵突破。近些年來，以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興科技，確實大大推進了醫學進步。然而，由于生物技術的飛速發展， 門檻 不斷降低，也導致一些技術的安全和倫理風險不斷放大，克隆技術、基因即為其中典型。其共同特點是，人類已經掌握了改變自身的技術，卻尚未能夠控制其運用后果。一旦濫用，不僅可能危及人類安全，還將導致社會道德體系的崩塌。比如克隆人可能引發人倫秩序的瓦解、親緣關系的喪失。而基因人類則可以導致像育種動物一般選育人類，助推基因 軍備競賽 ，最終危及人類的基因庫。

可以說，基因嬰兒事件是對倫理和法律的雙重挑戰。對此，急需從法律和制度層面，拿出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和預防機制。

首先，基因嬰兒試驗暴露了科研資金被濫用的事實。賀建奎聲稱，其團隊的試驗資金來自其供職的大學。高校經費本應用于正當的教學和研究，卻被用于非法研究，實在令人匪夷所思。基于對學術自由的尊重，高校固然不應隨意干預科學研究，但至少，科研資金的使用應當有合法性的審查程序，尤其是在敏感的生物技術領域。

其次，基因嬰兒事件暴露了科研風險性審核機制的缺陷。在美國，人體試驗必然首先獲得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準，以確保其風險可控。但在我國，這項權力卻下放授權各醫院的倫理委員會，由其對人體試驗研究進行審核，由此很容易埋下安全隱患。此次事件發生后，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就提出，急需設立國家層面的生命科學倫理委員會，以統一監管生命科學技術。這一呼吁可謂切中時弊。

唯恐在申請“牌照”的過程中被踢出局。 最后，基因嬰兒事件暴露了法律處理機制的不足。這一違法越軌行為，不僅給兩名無辜嬰兒埋下了災難的種子，也可能危及到人類的整體安全。盡管有關部門已表態要予以查處，但從目前的相關規定看，賀建奎所受到的懲罰，或許只是因偽造相關文件被處于治安行政處罰，因違反相關準則被終結科研生涯等等。對其違法行為的懲戒力度，與違法行為的嚴重后果可謂極不匹配。對于如此性質惡劣的違法行為，應當考慮建立相應的刑事追究機制，如此才可能給挑戰法律和倫理的 科學冒險 打上一針清醒劑。

科學并沒有原罪，科學技術所蘊含的能量，既可能造福人類，也可能傷害社會，關鍵在于如何用法律和制度進行規范、作出引導。正所謂，亡羊補牢，猶未晚也。面對基因嬰兒事件的瘋狂，從立法機關到學術管理部門，都需要積極行動起來，盡快給相關的法律制度打上補丁，如此才能把生物技術關進安全的籠子，也才能防止以 科學 之名挑戰倫理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