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7日，王某到宜賓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投訴宜賓市婦幼保健院侵犯其知情權，導致其妻曾某產下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HIV）的新生兒。曾某產前初檢顯示梅毒抗體檢測陽性、HIV初篩陽性。宜賓市婦幼保健院也啟動了危急報告制度，要求曾某返回復檢，但首診的劉醫生撥打曾某的預留無法聯系到本人。 此后曾某到該院歷經4名醫師檢查，均未對首次檢驗結果進行核實和追蹤。最終曾某被確診為HIV陽性，其所產的女嬰被診斷為先天性梅毒、HIV初篩陽性，正在市一醫院接受治療。 現在，宜賓市衛生計生委經初步調查認定，宜賓市婦幼保健院對《四川省衛生計生委關于進一步加強預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嬰傳播工作的通知》和《宜賓市預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嬰傳播工作實施方案》的要求執行不嚴，管理不到位，婦產科門診醫務人員心嚴重缺失，工作不細致，將根據進一步調查結果對相關人進行嚴肅處理。

艾滋病感染人數之多和傳染的廣泛性已經得到國際社會的深切關注，并且提出了若干應對措施。如果按照這些措施執行，孕婦感染艾滋病病毒不是什么可怕的事，而真正可怕的是對艾滋病的母嬰傳播干預不力，結果讓無辜的新生兒也染上HIV。 最新的統計數據表明，2015年全球新增的15萬艾滋病兒童有一半是因母嬰傳播導致的，但是，由于使用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在2010年至2015年之間，全球兒童新發艾滋病人數下降了51%，這要歸功于廣泛開展的防止母嬰傳播（MTCT）項目。如果在可能發生HIV感染的各個時期對母親和孩子進行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干預，則母嬰傳播幾乎可以完全避免。 問題在于，為何宜賓的曾某沒有得到防止母嬰傳播的治療？現在，宜賓市衛生計生委初步調查的結果是宜賓市婦幼保健院相關醫生心不強，聯系不到病人復檢，才造成了后來誤把曾某當成正常孕婦看待，沒有對曾某進行抗艾滋病的母嬰阻斷治療。 其實，可怕的問題還在于，為何打孕婦留下的號碼卻聯系不到孕婦本人？對此，孕婦的丈夫王先生否認了這一說法，稱打不通是醫院的借口，同時孕婦初檢的一部分報告他和妻子也沒有拿到。這件事無論怎樣調查核實，以及可能走上訴訟程序，都應當搞清楚，才會為未來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提供程序和制度的保證。 不過，結合中國艾滋病防治的實際情況，其中有一種可能是，孕婦留下的是空號或錯誤，讓醫療機構無法聯系。這是恐艾和艾滋病歧視產生的必然結果。人們會對為何染上HIV的原因追根問底并產生種種聯想，其中最常見的聯想就是認為與性接觸有關。盡管艾滋病的傳播途徑有多種，但這是一種人們最愿意認同的猜想。即便孕婦不是經過這種途徑染上HIV的，也會感到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既然如此，就干脆先隱瞞真相，把孩子生下來再說，也因此錯過了母嬰干預的良好時機。 不過，即便是孕婦感受到家庭和社會對艾滋病誤解的壓力，沒有留下自己的真實，并且孕婦也知道自己的初檢結果而故意隱瞞，也不是醫療機構脫責的理由，因為聯系不上孕婦還應當有后續的各種措施來查出孕婦是否染上HIV。宜賓同一醫療機構的醫生在后續的診治中都沒有對初檢檢驗單進行核實，只是按曾某的口頭敘述，對曾某按正常孕產婦進行處理。其實，后面的4位醫生只要有一位認真查看初檢的檢驗單就會清楚曾某的情況，并且會讓曾某復檢，且按HIV陽性孕婦進行干預，從而避免新生兒以及醫護人員暴露于HIV。 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除了要改進醫護人員的粗心大意，以及醫院的管理細節不完善、登記信息過于簡單、真實性核實不夠外，還應當看到，只有以科學的認知糾正社會對艾滋病的偏見，讓染上HIV的人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獲得診治，而不會有意隱瞞病情，才會減少疾病傳播的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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